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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观察|日本立于全球金融“风险前沿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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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观察|日本立于全球金融“风险前沿”

国际观察|日本立于全球金融“风险前沿”

近(jìn)一段时期,日本(rìběn)债市“乍热乍冷”,资本“潮涌潮散”,与美国多轮“股债(gǔzhài)汇三杀”遥相呼应,备受全球关注。去年8月5日也出现过日经指数暴跌、日元期货(qīhuò)爆仓的全球性金融事件。显然,日本已从吃拜登“前沿红利”转变为站特朗普“风险前沿”。

△ 东京证券交易所。新华社记者(jìzhě) 张笑宇 摄

4月(yuè),在特朗普“对(duì)等(děng)关税”冲击下(xià),避险资金涌入日本股债两市,净买入额超8.21万亿日元(rìyuán)(wànyìrìyuán),其中4.54万亿日元买入中长期日债,为(wèi)2005年(nián)以后最高水平。不足月余,市场大反转,对日债兴趣骤降。5月20日,日本20年国债(guózhài)拍卖创下38年来最差,衡量(héngliáng)购买意愿的“投标(biāo)倍数”指标跌至2.5(上次拍卖为2.96),衡量投标成功率的“尾差”指标升至1.14日元(上次拍卖为0.34日元)。随之,日债二级市场现大量抛盘,10年国债、30年国债、40年国债收益率均较(jiào)前一交易日大幅上涨,意味着价格下跌,被市场冠为“灾难性”。5月28日,40年国债拍卖持续疲软,“投标倍数”跌至2.21(上次拍卖为2.92),为13年来最差。其最高得标收益率升至3.135%,高于拍卖前3.07%~3.11%预测,低于(dīyú)5月22日二级市场3.675%历史最高值,显示投资意愿低于预期但尚不足以触发全球(quánqiú)崩溃。曾参与(cānyù)广场协议谈判、负责货币政策的原大藏省财务官行天丰雄称:“日本国债评级正逐渐恶化,市场可能会有一天突变。”

日债乱象背后,是日本经济失速、量化质化宽松(QQE)退出、西方国家财政(cáizhèng)失控等因素带来(dàilái)的风险“震动”和信心“异动”。

一是日本经济(jīngjì)最新数据差强人意。2025年(nián)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(GDP)环比下降0.2%,按年率降0.7%,时隔一年再现负增长。个人消费和(hé)外需低迷,实际工资连续3年负增长,个人消费环比增幅接近零,出口环比降0.6%。重要民生物资(wùzī)——大米,价格飙升为1年前2倍,预示(yùshì)政治经济存重大风险。与此同时,继2024年GDP总量被德国赶超后,连续34年全球最大债权国地位也首次让位德国。越来越(yuèláiyuè)多人担心,美国“对等关税”将导致包括日本在内的(de)全球产供链混乱和经济萎缩,引发(yǐnfā)恶性通胀和金融失序。

二是日本央行退出QQE减购国债。石破茂与(yǔ)岸田的货币(huòbì)政策主张接近,支持逐步回归正常利率(lìlǜ),以抑制通胀(tōngzhàng)、促进结构性改革。为配合加息,日本央行从(cóng)2024年三季度开始(kāishǐ)以每季度0.4万亿日元速度减购国债,购买量至2026年一季度降至3万亿日元。市场判断,日本央行将维持(wéichí)减购趋势,至2027年一季度降至2万亿日元。目前,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已较2023年11月历史高位缩减21万亿日元,持有(yǒu)国债的账面损失高达28.62万亿日元。鉴于日本央行是日本国债最大持有者(占比超50%),减购会持续且(qiě)显著影响日债供需平衡,维持债市高收益率(shōuyìlǜ)(价格下跌)状态,使石破茂处于融资成本攀升(多付息(fùxī))和寻求财政纪律(少发债(fāzhài))的两难选择。面对物价趋高、财政趋恶、外需趋弱、内需趋减,主动退出QQE有可能演变为金融“硬着陆”。

三是西方(xīfāng)国家财政状况堪忧。截至2025年3月,全球债务已膨胀至324万亿美元(wànyìměiyuán),创历史(lìshǐ)新高。美国方面,特朗普“减税法案”获众议院通过并进入参议院审议(shěnyì)。普遍判断(pànduàn),美国财政赤字未来10年将膨胀3万~5万亿美元,且无法通过“对等关税”“削减开支”弥补。欧洲方面,最大经济体德国(déguó)计划未来10年为国防和基础设施追加1万亿欧元支出。据机构估算(gūsuàn),此举相当于政府债务增加50%。惠誉警告,若不能带来可持续经济增长,德国信用评级(píngjí)将长期“承压”。日本方面,政府债务高达GDP的235%,“减消费税(xiāofèishuì)”成政坛重要议题。石破茂(shípòmào)针对在野党“减税”诉求公开回应:“日本财政状况非常(fēicháng)不好,比希腊还要差。”市场意识到,西方国家普遍存在财政恶化的潜在风险,包括日债在内的多国债券收益率攀升是一种(yīzhǒng)风险前兆。

日本(rìběn)金融是美元(měiyuán)秩序的一部分,其承受的“前沿风险”来源于美元末法时代的秩序“闹动”。从(cóng)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“广场协议”再到所谓“海湖庄园(zhuāngyuán)协议”,美国“双赤字问题”或“特里芬难题”并未解决(jiějué),世界一直处于寻找新秩序的阶段。面对美元困境,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“慷慨”消失了,更擅长(shàncháng)通过“盟友承担”减缓自身压力,但“货币闹剧并不会创造秩序”(行天(xíngtiān)丰雄语)。日本金融大概率要依靠“产供链高度发达、财币行如流水”的东亚赢得信任和信誉。

(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办公室(bàngōngshì)副主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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